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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賓《對“中國邊疆研究”概念的認識與界定》

【發佈日期:2018-10-18 | 點擊數:

摘要:“中國邊疆學”是對中國古今邊疆爲核心的諸問題予以系統性研究形成的學術領域或範疇,擴而伸展亦可謂之學科體系。將其作爲特定對象進行研究,從邊疆維度認識和理解中國古今歷史及呈現出居於世界東方之文明體的衍化與特點,具有其他維度不可替代又不可或缺的作用和價值。當下的“中國邊疆學”的展開固然有思酌的現世性變量,然而這一研究對象內存的學術價值更是其成爲體系予以關注的邏輯延展。這構成了本文對“中國邊疆學”概念、界定與學科體系思考的着眼點。


一、“邊疆”之成爲關注的對象


從學術角度開始關注中國邊疆並給予主動而有針對性的研究,應始於清朝建國後對中原周邊如蒙古、新疆、青藏、雲貴等內陸邊鄙的開拓之時。以往的研究多將其視爲西方勢力東漸進入中國範圍之後引發邊疆危機的上升所致,這應屬中國歷史階段劃分的直接產物。在這個認識範疇內,19世紀中葉以後,中國在遭受西方的衝擊下走向了一條與傳統王朝(通常被冠以“封建王朝”之稱謂[1])迥然有別的道路,[2]即人們熟知的中國遭受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壓迫與侵略,同時也不斷掀起革命浪潮並最終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的近代道路。[3]“邊疆”之成爲其中一個特定而重要的認知,正是以中國遭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勢力首當其衝的蠶食角色之承載而形成的,[4]它是“革命”範式認識的邏輯衍伸。郭麗萍的研究則將其推進至清朝建國後的擴展式舉措之中,正是它,才引起人們的警覺性思考和觀察。[5]這個說法不管作者是否意識到,它是建立在以大一統爲訴求的清朝周邊拓展的框架之上的。而清朝的這個舉措蘊含的意義,與傳統中華王朝具有明顯的差異,反而與西方的擴展性殖民帝國具有相近之處,[6]所以在歐立德看來,中華王朝只有到了清朝才具有帝國的性質。[7]儘管中外學界對包括清朝在內的中華王朝存有諸多不同的觀點和角度不同的考察,將“邊疆”這一自覺性的認識置放在清朝而非明朝或宋朝的場域之內,至少具有複合型王朝國家尤其地緣性的事實基礎和意識形態的依據。爲何這麼說呢?

清以前的歷朝歷代,對“邊疆”的關注,集中體現在司馬遷《史記》“四夷傳”開其端、20世紀初葉《清史稿》“土司·藩部·屬國”殿其後的所謂“正史”的系列編纂之中。這一系列關注的邊疆,是從王朝的中心朝向周邊外圍所做的伸展性觀察。“邊疆”在這個視野裏所呈現的意義就在於活躍其地的人羣及其組織。由於記載者所代表的中原漢人自認爲文化優勝且文明久遠,就依據這個尺度去揣摩和評價周邊各地的其他人羣,於是“蠻夷戎狄”就成爲與漢人對應的稱謂被置於華夏文明“薰陶”和“教化”的客體地位,進而被形塑了中原“文明”與周邊“野蠻”非對稱的差序之格局,其邊緣化的角色隨着非漢系羣體成爲“教化”的對象而固定化了。這就是中原(漢人)與邊疆(非漢人或胡系羣體)二元格局的本質屬性。[8]在這裏,“邊疆”首先意味着那些需要被“教化”和“馴養”的“四夷”,它因承載着這些人羣的活動而具有了價值和意義;“邊疆”與“四夷”相互配套成爲了中原王朝的主導性觀念並上升爲意識形態的重要構成。這就是所謂的“地緣性的事實基礎”。

與此對應的是,清朝在中國王朝序列的演進之中,倘若從國體和政體的構造上考察,它所具有的獨特之處將它與其他王朝很清楚地區別開來:作爲國家性質展現的國體,清朝核心權力的主宰者是東北地區的滿洲(族)貴族集團,這一點與秦漢唐宋這些源自中原漢人的集團頗有差異,它雖則吸收漢、蒙古等其他族羣的精英進入統治機構,但這些人並非屬於核心的主宰者而是輔助的依從者(蒙古貴族與清朝宗室的關係更爲密切一些)。在經營國家、行使權力的過程中,亦形成了滿·中心—漢·輔佐的主輔性的政體架構。雖然有清260多年漢化或中原主體化的進程持續不停,然而直到清末推行“新政”之時,皇族政權的主宰仍延續了“滿洲”的老套路,這亦爲漢人革命黨激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反滿民族革命提供了口實;雖然最終採納“五族共和”模式開拓了民國,但清朝滿族貴族集團“異質性”的特徵,始終未能消解。這表明,清朝的國體與政體,的確在中華王朝的演進中裝扮了一個獨特卻足以支撐一種類型的作用。用姚大力教授的概括,它是與“外儒內法的專制君主官僚制”對應的“內亞邊疆帝國的國家建構模式”,其目標是在一統化王朝國家的框架內追求相對自主的生存和發展的機會,而後者目標則是採用漢文化以覆蓋全部的國家版圖。[9]這兩種類型帝國之差異的核心,就是人羣與地域構成的不同。傳統中原王朝大體建立在漢人及其活動的農耕地帶,儒家學說成爲意識形態的中心表述;內亞邊疆帝國則包括周邊非漢人羣體及其草原遊牧等多種生計並與農耕相結合,其思想意識雖以儒學爲宗旨構建,但含括的意義則更加廣泛。易言之,前者的“單一”與後者的“複合”是這兩種類型的根本區別。這種複合型帝國以往曾有魏特夫“滲透性”和“征服性”王朝話語的概括,[10]爭議雖然不斷,但就其觀察這類王朝的基本特質而言,無疑是敏銳的。正是在這種複合型王朝的場景下,“邊疆”被賦予了中原王朝核心之四周的人羣以更大規模步入王朝控屬的意涵,其遊牧、半農半牧這些千里異域的廣闊疆土亦隨着“外族”的“編戶齊民”而置身於王朝的版圖之內;相比之下,中原傳統的漢人爲主的王朝,其“邊疆”的承載,無論是異質性族羣還是差異化的地域,均無法與之頡頏。這就是所謂的複合型王朝的“事實基礎和意識形態”的依據。

然而正是在康雍乾諸朝經營並將古典帝國建構臻至完善之際,西方勢力的介入亦將其民族國家的觀念帶入並對清帝國的持續構成了威脅。中國從此進入到這兩個迥然有別的國體與政體的衝突、交織、碰撞而又融合的博弈之中。民族國家給予公民主人翁的權利、疆域的固定與明確的劃分、國家在其間享有的法權治理與國際承認和尊重的主權,[11]這些在王朝帝國時代晦暗不明、真假難辨的要素經過現代性的轉換逐漸變得清晰以致於成爲神聖不可侵犯的對象,將傳統“疆域”的性質改造得滌盪無存,“中國邊疆學(研究)”亦因此注入了新的、鮮活的內容。這種新舊的衝突與變更,恰好貫穿於清朝的興廢之間;雖然1912年以後民族國家建構的道路仍舊持續,但新舊轉替蘊藏的價值特別是其意義的凸顯,足以證明清代內亞複合型帝國在形塑中華國家的現代轉型矛盾與複雜、艱辛與波折之間展現出來的爲未來開闢的道路中所發揮的作用之重要和功能之具備。[12]可以這麼說,“中國邊疆學”之引人注目,除了古典時期所謂“外儒內法的專制君主官僚制”王朝與“內亞邊疆帝國”的相互交織與輪替之外,民族國家的建構則爲其注入了與此前迥然有別的新型國家的要素從而具備了現代性特徵,“邊疆”的話語就是在古典的自述與現今的對話之中逐步成型的。建基於此,我就“中國邊疆學”的概念和學科體系等問題略談以下幾點想法。


二、“中國邊疆學”的概念與本質


“中國邊疆學”的概念由內涵與外延組成。若加分析,大體有這麼幾個步驟:

首先,本文討論的“邊疆學”是在中國王朝時代與民族國家的共和時代的範疇之內,即1949年以前上溯至先秦。爲什麼這樣規範呢?“邊疆”一詞的前提應是地理疆域,人類羣居之時雖有地理範圍的觀念,但不是本文“邊疆”的含義;只有人羣建立組織並依託高度成熟的政治體展開活動之時,[13]即人羣被嚴密地組織在特定地區共同維繫生產活動的架構之內,地域的觀念才具有“疆界”的屬性,疆域、疆界的邊緣地帶抑或“邊疆”的觀念才因此而萌生。就此而言,“邊疆”是國家、王朝這類政治體直接衍化出來的產物。

其次,“中國邊疆學”之分作王朝與民族國家兩個階段,這是就其時間而言的。從空間角度考量,如上所述,1911年以前的“邊疆”是王朝國家地域的外層組織,它是王朝內外雙重結構的組成要素之一;1911年以後的“邊疆”則體現爲國家整體的一個構成,它與內層(中原內地)沒有輕重緩急之別,只有地理空間的遠近含義。整體性而非內外有別的同構,是民族國家的特質,不論是人羣還是地域,都處在同一的均質化範圍內,這至少在理念上如此。這樣的觀念與王朝國家完全不同,差異之存在,是國家政治體的性質發生了變化:此前的王朝分作內外二重並賦予價值之判斷,此後的民族國家則消除了這個差別。正如吉登斯所說,“現代‘社會’是立存於民族—國家體系中的民族—國家,而傳統國家,即我稱之爲‘階級分化的社會’,在其內部特徵及其相互之間的外部關係方面,均與現代社會有着非常本質的區別”。[14]

第三,鑑於以上兩項條件,我對“中國邊疆學”概念的定義是:以研究中國歷史上邊疆問題而形成的專門學問,它以王朝至民國階段中國邊緣地帶的人羣之間的活動、人羣與地理環境的關係及相鄰問題爲研討的內容構建而成。

那麼,“中國邊疆學”概念的本質是什麼呢?

“邊疆”首先是疆域的構成部分。“疆域”又是什麼?如前所述,疆域是人羣活動依託的空間場所,[15]但這個“人羣”是在國家這類政治體包裹下的人羣,他被政治體所框限,他們活動的這個特定的空間場域也受制於此。[16]這表明,是國家政治體而不是人羣決定了“疆域”的存在。如果沒有國家,人羣同樣需要活動場所,但那屬於人羣生活的物質空間,爲他們的生存所需,就像動物依靠特定的空間爲自己生存和活動提供保障那樣,這種空間屬於它們生物性的領地,由此萌生的是“領地”意識。走向組織建設的人羣活動所依憑的空間被國家政治體所圈定,它就被納入到了國家的統轄之內,於是原本生物性的自然空間(領地)就被國家的政治性空間所取代。當國家這類政治體將它的統治權置於這一特定的空間場域之時,這個空間就變成了所謂的“疆域”(或國土)。[17]問題是,古典時期的王朝國家普遍具有向周邊不斷開拓以增進其統治權的意圖和趨向(中國向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觀念表達),[18]當它向周邊伸展擴大王朝帝國統轄範圍的時候,空間的內緣和外緣的觀念隨之而產生,“邊疆”亦成爲具體的行爲過程了。[19]如此看來,“邊疆”是國家拓展的結果(或產物),它表明的是國家政治體權益在空間佈局上的維繫,體現的是對“權益”的追求。

在這一方面,又可分成王朝國家與民族國家兩個不同的階段。前者的權益主要體現在王朝屬轄之下的內外兩個層面,即上文所謂中原內層的核心區與四周外圍的輔助區。因王朝由特定的統治集團以佔據特定地區(通常作爲核心根據地)爲方式展開的武力奪權,以點帶面地實現對全部地區的佔領進而實施管理,[20]所以在全國的佈局上便確立了以中原農耕地帶爲王朝安身立命的根基,周邊外圍則構成了其進一步強盛的條件。[21]二者之輕重緩急,從唐太宗君臣“中國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猶於枝葉”的議論中清晰地呈現出來,“深根固本”成爲歷朝建國之基礎並深信不疑。[22]在這一維度之上,古典王朝對周邊地區的興趣更多地集中在對那些人羣的控制上面。換言之,王朝國家之對邊疆發生興趣,重在人羣,將他們如何控制住並施加統治權,是王朝拓展的直接目標。然而這些人羣多被政治組織(譬如部落聯盟、政權或王朝等)所包裹,對他們的控制實際上就表現爲對他們所在的政治體的征服。這至少成爲歷代中原王朝拓邊的主要動因。周邊地帶的廣闊領土正是在與這些被政權包裹的人羣統合進入王朝的博弈過程中兌變爲“邊疆”的。就此而言,古典王朝的邊疆地帶因人羣而納入,應是其基本趨勢,然而周邊人羣與王朝關係的疏密不等則決定了“邊疆”地域的模糊和不確定,這是我們理解王朝國家疆域尤其邊緣地域的特質所在。

步入民族國家之後,情況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如果說王朝國家對人羣控制的慾望大於疆土成爲其利益追求的核心,那麼民族國家關注的核心利益則重在疆土而非人羣(並非絕對),當然這裏有一個不斷轉軌的過程,不妨可以這樣表述:民族國家對周邊的追求,從對人羣的控制逐漸轉移到對土地爲主的資源的攫取上面,“邊疆”由此被注入了新的內涵和價值。究其本源,土地作爲資源的觀念遽爾萌生,它對國家建設的重要性日漸凸顯,進而超越人羣成爲國家追尋的首要目標。爲什麼要轉變呢?歸根到底,是人羣的大量增加導致人地關係的緊張,地域的寬闊被人羣的無限制增長所抵消,土地作爲資源從豐富變爲緊縮,價值因此而飆升,這就是“權益”、“利益”出現的根本所在。另一因素是政治體性質轉變的刺激。較之王朝國家,民族國家對邊疆的認識,無論是那些人羣還是他們活動的地域,都是作爲國家政體均質化整體建構的組成看待的,這就剔除了王朝時期內含的邊緣、外層輔助的要素。我們不能說王朝國家沒有這樣的訴求,[23]事實上,古典時代衆多且前後有別的王朝並非鐵板一塊,中國的歷朝歷代對此也有各自的需求而呈現顯著的差異,但一體化、均衡化、均質化作爲民族國家的根本訴求且臻至最大化,進而導致邊疆(人羣、地域)的邊鄙屬性喪失,則是古典王朝不具備的,也並非是它們的刻意追求。這也表明,在民族國家的意識裏,“邊疆”的傳統意義已不復存在了。民族國家之所以大張旗鼓地鼓吹邊疆的意義,除了彌補王朝國家“漠視”邊疆所造成的空缺之外,更重要的還是“邊疆”內含的資源價值,於是,“權益”“利益”的追求,再次成爲本文對之界定的驗證。

三、“中國邊疆學”學術體系構建之要點

明瞭“中國邊疆學”的概念和本質屬性之後,我再就其學術體系之構建談兩點想法。首先這一體系的重要性必須闡明。如同沃勒斯坦所說,學者的使命就在於明辨他(她)所研究對象的真實性,從研究中推導出一般原理,並將這些原理最終加以特別的應用。[24]出於對“中國邊疆學”大量史事澄清的需要,對其承載的古今細節動態的把握,進行學理式概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其前提則是概念的明確界定。正是這些構成了本文撰寫的基本動機。但就其學科體系而言,需要學人之間彼此的不斷摸索和討論,絕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型,限於自己理解的有限或考慮的不周,我這裏不做系統或全面性梳理,僅就自己的看法申述如下:

第一,“中國邊疆學”思考的範式。

涉及“中國邊疆學”的學術體系,其中思考範式的定位應當是重要內容。何以如此?這個體系之能建立,是當今的社會場域給予我們的。換言之,我們之考慮這個問題的意識之萌生,是在當下而非過去。對歷史問題的思考通常從現實出發,它是人類思考當下問題的邏輯衍伸,克羅齊的那句“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表述從這個角度講有其道理;然而一旦涉及“歷史”,它所具有的那個遠離當下的特有時空場景也不能被隨意地割斷或強行地曲解,這就是悖論。如何調節二者的關係?是包括“中國邊疆學”這類歷史學科要解決的問題。假若不做學理層面的切割、澄清和分辨,就會古今混淆、中外不分,錯亂叢生甚至謬誤百出。假如我們討論的這個“邊疆”不做刻意的時空規範,就會落在當今國家政治體觀念的解釋框架之內。[25]因爲它是人們熟悉的套路,人們的觀察自覺不自覺地陷入其中。這套體系是17世紀中葉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簽訂以來逐漸形成和規範的民族國家,它由歐洲傳佈到世界,中華帝國於清朝中葉以後不斷受其制約,從王朝帝國以中華民族之建構爲標識步入民族國家的行列。它以主權清晰、地域分明和公民羣體組合而成爲國家的構成要素,特點是權責分明,不留下“任何”模糊地帶。[26]依託於此形成的邊疆學學術體系亦需要內涵明確、外延精準而易於人們的討論和研究,這是很自然的。中國古代的王朝國家,它的統轄權既明確又模糊、地域和人羣的構成內外有別、內層相對固定外層變化無常等等特性,這使它與民族國家之差異明顯甚至迥然有別。

這表明,“中國邊疆學”的話語與它研究的對象至少有兩個判然有別的套路。我們若不加分別而採納熟悉的思考方式進行討論,就有可能分割和肢解我們不熟悉而又存在的那個套路及其所呈現的歷史事實。所以對套路的認識和澄清,應當是討論“中國邊疆學”學術體系的邏輯前提和重要內容。事實上,如果能夠從認識論的層面做清醒的分辨,[27]這種不同的套路非但是阻礙,反而有助於我們從歷史和邏輯兩個維度去考察那個與我們所處時代完全不同的邊疆和人羣活動的特性。就此而言,本文開頭涉及的中國邊疆歷史的階段劃分,大體可做如下考量:就時期而言,中國邊疆學可分做前後兩個階段:以1911年爲界,前期是王朝國家的邊疆學,後期是民族國家的邊疆學。前後兩個時期的沿承接續並非由一個具體年代所能決定,它有一個漸變的轉化過程;[28]從王朝邊疆學向民族國家邊疆學的轉變,應始於清初隨着統治力的擴展而進行的政治和學術的考察和研討,西方勢力東漸干擾並影響清朝的運作進一步強化了中國邊疆學的拓展,這一體系於1911年前後而成型。由於王朝時期邊疆的模糊與“互爲”(即夾處相鄰王朝之間的地帶歸屬不定)的特性,決定了邊疆學的屬性模糊,這一時段的“邊疆學”可謂“自在”的邊疆學;到了民族國家時段,“邊疆學”成爲人們關注的重心並予以刻意地強化,便進入了“自覺”的階段。兩個階段,無論是邊疆自身的事實,還是人們的判定,差異明顯而迥然有別,思考的範式自應不同;如何區別對待並由此衍生的範式轉換,應是理解“中國邊疆學”學科必備的觀察手段。[29]

第二,“中國邊疆學”體系的學術(科)支撐。

考慮到這一體系形成與確立的學理依據,以“歷史學是基礎,歷史地理學、考古學、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地緣政治學等是支撐”這樣的表述,應當是比較妥當的處理方法。爲什麼呢?邊疆學的概念及其含括的內容多是歷史發展與衍變塑造的,即使今日的“邊疆”也是歷史發展的結果,若要以此爲研究並構建體系,邊疆的“歷史”毫無疑問是鑽探的中心,以此爲研究方法和特質的學科,非歷史學莫屬。它從(廣義)文獻的角度爲學者提供考察邊疆的具體情節,以文獻揭櫫的史實爲人們討論邊疆提供證據做依託,這正是其他學科據以研討邊疆學的立論基礎。

歷史地理學討論邊疆所發揮的作用,表現在“邊疆”問題的地域化形象的清晰展現。邊疆的本質是特定的地理範圍,但它之成爲討論對象的基礎則是活動其上的特定人羣,這裏的人羣活動又是通過國家政權的建設而顯現出來。於是作爲歷史地理學的核心——人地關係亦成爲“中國邊疆學”討論的對象。作爲專門性的研究,歷史地理學被賦予的角色非文獻記載、歷史研究所可替代,它之成爲“中國邊疆學”內容的價值就表現在這裏。

考古學旨在通過對特定地區的文物遺存予以鑽探和挖掘,揭示歷史遺留的某個(些)物證的相貌,並與文獻記載對應,進而彌補或增加文獻所缺,提供更多的史事。它所揭櫫的相貌更有真實性,因爲那個相貌沒有後人的添加補充或加工遮掩,是原貌的“真正”呈現。相比之下,文獻承傳需要後人不斷補綴甚至修改,其中很可能增加了自己的意見和述說,不經意之間或不同程度地丟失了原貌。考古學提供現場真實的功能,堪屬獨一無二。

民族學與人類學這兩門學科研究的對象針對的是人羣,這些人羣生活在特定環境和場景之中,因積累了不同文化而形成了此一羣體與彼一羣體的差別,這些文化導致差異的人羣被冠以專有名稱彼此區隔,就是所謂不同的族羣或族羣共同體。邊疆地區的人羣正是這些異質性人羣集中活躍的地帶,民族學、人類學的介入勢所必然。

如果說民族學、人類學多關注人羣的活動與文化內涵的話,社會學則對人羣活動的場域及其活動的框架、方式等外在的東西更感興趣。人羣自身固然重要,但他們的活動方式、依託的環境同樣是瞭解人類特性不可或缺的尺度。人的結羣所依託的組織結構伴隨人羣的活動而生長,國家、王朝這類組織架構的出現,是人羣活動上升到新高度的展現。所謂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的路程,政權組織的建構是重要的標誌。“中國邊疆學”研究的起點就是國家政權組織的出現,正是它才使“邊疆”具有意義;部落以前時代人地關係的舒緩並沒有迫使人們一定要依託“邊疆”而行事,雖然他們同樣具有領土意識。對這些供人類活動的空間場域和組織架構進行專門性的研究,社會學有其系統而規範的方式和優長,採用這種學科的研究方法,對邊疆學的促進,作用不可小覷。

地緣政治學討論的核心,包括了政權建設的地理依託及其展開的活動方式。“中國邊疆學”討論的國家政治體的構成內容,無論是王朝國家還是民族國家,雖然都依憑在特定地域進行運作,然而地緣政治學關注的核心不是這個地區的其他問題,而是它與王朝或國家建構、運行之間形成的密切關係,諸如它提供的條件、它如何以及在什麼程度上影響甚至支配着王朝和國家等等,就此而言,地緣政治學本質上屬於政治學,這個“地緣”也是從政治角度着眼的,它的自然環境、地理條件等因素都是圍繞政治體的建構與運作而展開,指向的是政治而非其他。這構成了該學科之基本特性。

由此,我們對“中國邊疆學”學科體系的特點可總結爲:以歷史學的研究爲基礎和旨向,結合與其相關的諸門學科做各自特有的專業式分辨和討論,進而對中國邊疆做專題、專門和整體性探索所形成的學術(學科)體系。(參考文獻略)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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